關於台文所的考試 #2：顛倒世界的蘋果還是蘋果
May 02, 2018
九月中旬下定決心報考台文所後，開始在 Ptt 上搜尋考試書單，每份心得文總是洋洋灑灑寫出了數十本書，而那時的我也天真的認為，只要踏穩腳步，一點一點地把這些書全唸完的話，大概就可以考上了吧，最起碼也有叩問廳堂的門票了。於是我將那些書目全部填上筆記本的空位，一條一條索引圖書館，沒有的話就拿替代役的薪水上 Taaze 購買二手書，如果還是找不到（確實有非常多書已經絕版，要到大型圖書館才找得到）就回台大圖書館將它們一頁一頁掃成電子檔。最後我的確有回台大，掃了五本書，只記得有黃美娥教授的《重層現代性鏡像》《古典台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剩下的因為隨身碟在分隊不見而忘了，現在想起來，或許那只是讓自己能再次回到久違的學校的藉口也說不定。
大致列出了 15 本台灣文學史的書和 6 本文學理論，我還記得那時列完這些書目時，留在指尖那細微的觸感，有種踏實的喜悅從自己即將步入之處的縫隙中流了出來，那裡的人常在討論文學，那裡的造物都圍繞文學旋轉，那裡的情感總是點滴成文字。我這樣想著，初生之犢似的。
九月的澎湖，燥熱不堪。面西的消防廳舍在午後更是熱得使人坐不下。我勉強貼緊班表的縫隙，維持著一天書寫一小時的習慣，並利用瑣碎的時間開始讀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Raman Seldon《當代文學理論導讀》這些基礎的書籍。陳芳明的文字讀起來平直，看得出來他盡量把自己的主觀意識限縮在提早宣告的歷史書寫前提和理想之間，後殖民的史觀，左翼的評論要點從葉石濤傳遞到他的手上時已經變得圓潤許多。第一次讀並沒有那麼多的想法，只是驚覺自己喜愛的作家，朱少麟在二十世紀尾聲的章節竟連一隅窄小欄位都無法被放置。那次的衝擊是巨大的，宛如炙熱且尖銳的石頭被投進冰冷的湖泊時，綻裂的水花與蒸汽。陳芳明寫到後期也難脫葉石濤被詬病之處，宛如唱名簿的面對離自己已經有些距離的時代，畢竟是唱名簿，為什麼朱少麟不能擠身一角。
現在回望當時的義憤填膺，會尷尬的喑嗚一聲，如今那短命的憤怒，退減形成了一種更深刻的體會，讓我對於歷史書寫中的主觀意識和其中的兩難有了更清楚的圖像。況且《台灣新文學史》嚴格說起來只能算是一種描繪大圖畫的縱論，「橋」副刊事件忽略了外省集團的左翼特性（徐秀慧《內戰與冷戰交迫的台灣新文學變奏曲》）、以白先勇《孽子》作為同志文學的起點過度簡化過往的同志書寫（紀大偉《同志文學史》）、將現代主義時期全歸因於當時政治的封閉，而沒有注意到台灣社會在那個時代劇烈的現代化經驗（邱貴芬《翻譯動力下的台灣文學生產》）。
《台灣新文學史》野心匆匆涵蓋那麼長的時間軸，在某些踏腳之處稍微顛簸或許在每個接下來的參與者的檢視中，終能獲得更完整的圖像吧。當我閱讀這本書到第五次，開始翻找個別作者的觀察與評論時，也發現陳芳明的個人評論似乎有種模版化的傾象，對我而言都像是隔靴搔癢，難以真正透過這些介紹了解什麼，卻又誤以為這本書深懷這方面的企圖心，因此顯得有些乏力。然而以一時一地而言，我也是藉由它才握緊了台文史的門環，叩叩兩聲，我走入了潮濕，抬頭一看，漆黑的看不到頂部的地下水道。遠處的深闇發出低沈的嗡鳴，光逐漸收束成腳前最後一線，尖端已經消失在前方的霧濛中，遙遙指向一個藏著些什麼的島嶼。
朱少麟沒有被列入《台灣新文學史》這件事，我認為更深刻影響到我的地方是對於書寫的態度。雖然寫作大多是面向自己、非常孤獨且孤單的行為，卻也希望自己能被某種權威、某些具備力量的東西認可。不只是身邊一些朋友的鼓勵與盼望，或者被自己在心中樹立出的某種形象所支持著。就像是房子的根基穩定前，在一樓架上的撐架，一排排叢林似的滿佈灰白的空間，我或許需要那樣的東西。然而在那之後，那些撐架就如此輕易地消失了，替換成一種更難以掌握，卻也更接近實體的東西填補其中。那是種覺悟，不顧他人眼光的乖戾：我必須找到自己評價作品的方式，換句話說，我必須找到自己的尺，不再依賴任何看似權威的言論，如此一來才能更穩定地寫出自己想寫的作品。
我想這也與自己的求學過程有著緊密的關係吧，從小立志的方向就是一個不明所以，想望改變世界的科學家。長輩們聽到這樣傲然的宣言大多是抿嘴一笑，然後摸著孩子的頭髮，把他挺直的背脊輕輕壓得彎下一些，從一開始的笑意逐漸收縮成一種不合時宜的喟嘆：「加油吶，加油吶……」
不近人群的自己，國小的時候總是縮在圖書館，翻看一些圖鑑、繪本、小說，接下來的求學歲月，那鎏金燦燦的夢想不知不覺中被一種倦意削減成浮在鼻尖上面一點點的惰性，唯一不變的是對文字的喜愛，對故事的想望和一種自己也想寫些什麼的手感。一直到大學指考時，已經不太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麼，聽著父親的建議以土木系為自己的第一志願，卻差了 0.8 分考上了大氣科學系。理想的學校，不理想的科系，我想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大多是以這樣的前提開始自己的大學生活的。兒時科學家的夢早已被更多的資訊所洗清，書寫故事的夢卻仍舊留在生命的底層，在那陰黑，捏著鼻子才能探入洞口窺探的地方，逐漸長成我再也難以掌握全貌的規模。
在決定報考台文所之前，我對於台灣的文學接近無知（現在則是掌握了尺度，但是尺度內的細節卻以自知難以數算的速度與密度劇烈繁衍著，甚至到了連尺度也可以懷疑的地步），自己喜愛的作品大多來自於國外，村上春樹的《發條鳥年代記》、費茲傑羅《大亨小傳》、卡穆的《瘟疫》、艾因．蘭德的《源泉》、福克納的《八月之光》（每次說到福克納的名字都有點像是為了讓自己的言論因為他而沾點光，但這本作品教了我太多太多關於寫作的事）、瑞蒙．卡佛《貪歡》《一件很小，很美的事》、太宰治《二十世紀旗手》《斜陽》、娥蘇拉《地海戰記》。別說讀過台灣作家的小說，連可以說出名字的都沒幾個。說個笑話，以為駱以軍是女性作家、認識白先勇是從崑劇開始、張愛玲只讀過傾城之戀、分不清楚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誰是老大、日治時期作家只知道賴和和楊逵、聽到別人信口一說台灣沒有文學時只能皺眉，卻也難以反駁什麼。足可見對這塊土地上醞釀的東西的無知，甚至是一種傲慢。
我想，這就是下定決心報考台文所的第二個原因，藉由把自己放入這個系統，並以哪些與這個系統對接的函口，延伸出去，以文學作為再次認識這塊土地的媒介。而這也是那短暫四個月的準備時期中，支撐自己繼續讀下去的重要支柱，每讀完一個作家的作品就像是在孩子的集點冊上貼一個可愛貼紙似的，有種神奇的成就感昂揚而生，這種成就感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賭氣，對每一個輕看這座島嶼上的文學的人們，一陣追加的痛打。朱天文《荒人手記》一拳打在左肋骨靠近心臟的下處；王文興《家變》腳踹肚臍上緣；白先勇《遊園驚夢》搧了那人一個大巴掌；李永平《吉陵春秋》《大河盡頭》從背後頂上左腎；張大春《大說謊家》、蘇偉貞《沈默之島》分別往那人的臉窩猛擊了數拳；或許多年後，我再攀上他昏倒的身軀，竊喜補上幾拳，快意恩仇地笑著。
我想這些原因都可以被反駁說，不需要進入體系也可以獲得啊，進入了體系後反而會蒙上體系的布幕，觀看許多東西都帶有了結晶似的扭曲圖像，我也必須承認自己的第一個原因勢必須在研究所這個帶著權威色彩的地方找到足以生存的縫隙。然而有些風景必須要等到攀上悶熱窄小的山徑，從那層層樹葉、利草、齒蕨、詭藤拓出去後才能窺見。也有些掙扎是唯有被那些從最一開始假定為「挑戰」的事物圍繞後才能體會，於是說到最後，所有的回應似乎都會重回前文所提的「我想看看那樣的世界。」
稍早翻閱架上的書時，恰好拿到了高中時喜愛的《里斯本夜車》，封底介紹文上寫的一句話以劇烈的敲擊喚醒了久遠的記憶：「如果我們只能依賴內心的一小部分生活，剩餘的該如何處置？」同時想到羅智成於 2000 年為《光之書》寫的序：「而詩，是生活中永遠不會找到的解答的替代品。詩因此更像是，某種生活情境的追求。」
對我而言，小說可以說是一個精密的實驗場所，在這裡作者試探著各種生活場景上的可能性。在人與人之間，社會層面來看它提供了觀看事件的不同角度和一個延宕的空間，在這不盡完美的空間裡人們有機會重新思索接近自身經驗的生活場景，吁一口氣，探尋那件事情「如果這樣做的話」會有什麼不同的結果。而對個人，對作者本身來說，對我而言，那是一個又一個的研究課題，對複數現實時間軸當下事件的重新思考，不只有自己，更包括能被藴藉進來的眾多方向。
於是當我將這種框架放回研究所的選擇，安放在各個角落的接榫上，從上而下壓壓看之後，它無憾地滑了進去，發出讓人舒暢的聲響。那聲音預告著什麼，如同每個奇幻故事，形式不同，但是內容盡都相同的開場：這是一個神秘，從沒有人探知過的世界，有什麼事情就要發生了。
精靈們悄悄地說，有什麼事情就要發生了。